情节是文学作品中主要事件的形式序列，可以称为故事结构中的主干，它是人物和环境的支撑点。虽然各种文体的作品中都可能有情节，但情节与小说的关系似乎更加密切。在比较传统的小说中，情节的发展与安排都有相对稳定的组合模式，常见的有对比式组合、递进式组合和转折式组合等。然而，任何事物都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文学当然也不例外。仅从小说情节的组合来看，一些具有探索精神和创新意识的小说家，他们在情节的安排与处理上表现出了许多与传统写作者截然不同的审美趣味，寻找到了小说情节组合的多种可能性。在这里，我想结合几部具体的作品来看一看现代小说家在小说情节理念方面的新变化。
小说情节理念的第一个变化表现为情节的开放。传统的写作者和阅读者一般都认为情节越集中越完整越好，而现代的写作者和阅读者却希望情节不再是一个封闭的整体，而希望它成为一个存在着多种可能性的开放体系。这里举一个关于“半夜鸡叫”的例子，在高玉宝的传统小说《高玉宝》中，“半夜鸡叫”是一个经典章节，情节的指向是非常明确的，周扒皮半夜起来学鸡叫就是为了让长工们赶快去地里劳动。而先锋小说家格非在他的中篇小说《半夜鸡叫》中，却把“半夜鸡叫”这个传统的情节结构突破了，使故事情节呈现出一种开放状态。他写一个属鸡的老太太过生日，让三个儿媳妇每个人给她讲一个关于的鸡的故事。三个儿媳妇都知道高玉宝的半夜鸡叫，于是都讲了这个家喻户晓老幼皆知的故事。但是，三个儿媳妇因为生活环境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命运经历不同，讲的同一个故事却呈现出三个截然不同的版本。格非的这种写法，我们可以视为情节开放的一个特殊范例。
200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英国作家品特有一篇名为《女孩儿们》的小说，我们可以将它视为情节开放的经典文本，作品严格说起来没有什么情节，通篇只写了“我”对一个小故事的种种猜想。作品开头写到：“我是在一本杂志上读到这个小故事的。它说的是一个女学生走进教授的办公室，坐在他的办公桌旁，递给他一张纸条。教授打开纸条，看到上面写着：女孩子喜欢别人拍她的屁股。可我现在找不着这个小故事了，因为那本杂志丢了。找了一下也没找着。我不记得故事后来是怎么发展的……我想弄清楚的事情其实十分简单，那个女孩儿被别人拍了屁股吗？如果是拍了，那她是把自己也包括在这个泛指的命题里了呢？如果她把自己也包括在这个泛指的命题里了，那她是不是亲身从中尝到了甜头呢？”作品接下来就是对女孩和教授之间关系的种种推想，首先想教授是否拍过这个女学生的屁股，如果拍过，那么是从前拍过还是这一次拍过；作品中的“我”接着想，教授如果拍过女学生的屁股，那么是在教授办公室里拍的呢，还是在教授的办公桌上拍的？作者还发挥了生动而具体的想象，如果教授是在办公桌上拍的女学生的屁股，那么，教授有没有说：“好啊！躺到我的办公桌上来，屁股朝上，脸扭过去，让我们一起检验一下，是否真的是这样？”对于上面这些推想，作品中的“我”丝毫不能肯定，“问题是我找不到那本杂志了。我把它弄丢了。我根本不晓得这个故事是怎么往下发展的。他们俩产生了爱情吗？他们后来结婚了？他们有没有生育许多小把戏啊？”作品并没有到此结束，后面还有许多关于女孩儿的推想。总之，这个作品中的情节是不确定的，模棱两可，似是而非，属于典型的开放性情节设计，这种情节设计虽然不合传统的情节安排原则，但却别有意味，它的独特意味就存在于情节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之中。这种情节开放的作品能更大限度地调动读者的想象力，从而去认识和把握事物的多种可能性。
现代写作者为了使情节呈现出一种开放的状态，经常运用的有两种思路。第一种思路是不给情节安排一个明确而完满的结局。如笔者的小说《奸案》，写中的爱人在一场麻将活动中被东南西北四个人中的某一位强奸了，中为了找出强奸者，便对东西南北四个人进行逐一分析和研究，在分析和研究中，中觉得四个人都有作案的可能性。那么，到底是谁强奸了中的爱人呢？作品到结束也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奸案》的情节安排显然是开放的。因为结局不是明确完满的，所以给读者留下思考的余地就更多了，读者进行再创造的空间也更大了。第二种思路是给作品的结局提供几种选择。传统小说一般都只有一种结尾，而现代小说家有时却有意要给作品展示多种结局，如英国作家约翰.福尔斯的<<法国中尉的女人>>，写出身破落贵族家庭的查尔斯已经和商人的女儿欧内丝蒂拉订了婚，却又爱上了乡村姑娘莎娜。小说出现了两种结尾，一种是查尔斯努力忘却乡村姑娘最后回到了商人的女儿身边；另一种是查尔斯与商人的女儿解除了婚约并遭到商人恶毒的报复。作者给我们描绘这两种情形，就为读者提供了选择的的可能。从阅读接受的角度来看，这种选择性的情节安排能够满足不同心态的阅读者的心理需求。
小说情节理念的第二个变化表现为情节的淡化。传统的写作者和欣赏者一般都要求情节的动作性强和戏剧性强，而现代的写作者和阅读者则希望情节取消戏剧性，削弱动作性。取消戏剧性和削弱动作性就意味着淡化了情节。如柳营的小说《窗口的男人》，写一个男人与前妻因性格不和离婚了，从家中搬出来之后住到了另外一个地方，也有了一个满意的女朋友。但是这个男人一直不和女朋友提到结婚的事，因为他心中还牵挂着前妻，担心前妻一个人生活不好。后来这个男人从前妻的楼下经过，发现前妻的厨房窗口有一个切菜的男人。这么一来，男人放心了，决定和女朋友结婚了。这个作品从头到尾都写的是男人的心理活动，至于夫妻俩如何发生矛盾，如何吵架，如何离婚，所有富有戏剧性和动作性的部分或场景都被作者有意忽略或者说省略了，而这些能够出戏的部分或场景恰恰是传统的写作者非常看重的。
情节的淡化有利于作者集中笔力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也有利于文学氛围的营造和渲染。例如黄咏梅的小说《负一层》，讲述一个在底楼守车库的女孩阿甘在近乎封闭的环境中所凸现出来的心灵际遇。阿甘虽然无法与大楼里的那些白领阶层发生有效的对话，但她却能在负一层这个幽暗的车库里感受到各种小车独特的声音，并由此建立起一个非常自足的生活空间。虽然阿甘生活在社会的底层，但她依然有自己的生活理想和情感追求。每天中午她都要坐电梯上到大楼顶层看空中飞翔的鸟群和飞机，并让自己的想象跟着它们飞翔。当她的情感偶像张国荣跳楼自杀之后，她又在房间里贴满了张国荣的照片并在日复一日的孤寂中与这位哥哥窃窃私语，以至于在邂逅了一位摩托仔之后居然毫不犹豫地把这位摩托仔当成了心目中的哥哥。遗憾的是，在无比强大的功利化现实面前，弱小无助的阿甘是没有应对能力的，她不仅失去了心中的哥哥摩托仔，而且还失去了耐以生存的守车库这份工作。最后阿甘只好上到顶楼，选择了朝天空飞翔的方式告别了这个无情的尘世。这篇小说差不多就正面写了阿甘这一个人物，基本上没有安排情节冲突，情节可以说淡而又淡。作者如此淡化情节，目的在于集中笔力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从而将人物内心深处那些难以言说的精神状态以及许多难以构成外在化戏剧化冲突的现实生存困境进行了层层深入丝丝入扣的的放大与扩张。
小说情节理念的第三个变化表现为情节的荒诞。传统的写作者非常看重和注重情节内部的因果关系，而现代的写作者却正好相反，他们常常有意忽视情节之中的这种因果关系，而刻意追求情节的荒诞不经。在情节荒诞的作品中，我们经常看到的有两种情形，一是情节的巧合，二是情节的变异。
通过情节巧合来制造荒诞意味的作品很多，这里我想介绍一下张继的小说《某个早晨》，作品写了两个本来互不相关的生活片断，村小的数学老师黄一文大清早出去跑步，住在同一个院子里的校长卜有和与黄一文的妻子王姬老师发生了性关系。黄一文跑到村西和尚庙那里，意外地发现老和尚元济和打豆腐的杨洪山的老婆发生两性关系。这两个片断本来是没有因果关系的，但作者通过巧合将它们连接在一起。黄一文回到家里时，卜校长和语文老师王姬之间的事情早已结束，但黄一文却对妻子说到了元济和尚：“黄一文附在王姬耳朵上小声地说：今天早晨我看到一个看上去很正经的女人和一个看不去再检点不过的男人偷情……王姬听到这里双手一抖，一只碗掉到地上，摔了个粉碎。”
通过情节的变异来体现荒诞意味的小说相对来说要少一些。所谓情节的变异，指的是情节没有按照生活固有的逻辑朝前发展，而是沿着相反的方向滑行。比较典型的作品如手指的小说《去张城》。“我”在一个朋友老鸟没完没了地劝说下，决定去张城看望一个据老鸟说怀了孕且过得很不好的女人小艳。“我”出发前往张城之前，给一个叫王爱国的朋友打了一个电话，他盛情邀我在王城停留一夜，因为王城是我前往张城的必经之地。在王城见到王爱国之后，他热情地过了分，而且处处捉襟见肘。好不容易等到次日要去张城了，可王爱国却出其不意地要与“我”同行。“我”迫不得已只好顺从了他。然而我们到了目的地之后却发现坐错了车，我们抵达的地方是张镇而不是张城。读到这里，读者会和主人公“我”一样感到荒唐可笑，可又哭笑不得。如果按照惯常的情节安排，“我”应该是到了张城，并且见到了小艳，而且小艳应该是作品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作者应该着重写“我”与小艳相见的情景，并且还应该以插叙或补叙的手法将“我”与小艳过去的经历交代一下。然而，手指却完全抛弃了传统的情节发展原则，别具匠心地把情节发展的地点由张城换成了王城和张镇，把主要人物小艳换成了半路杀出来的王爱国。情节的迷失和变异，使作品产生了一种荒诞意味，这种荒诞意味给读者提供了一种全新的阅读享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