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油菜坡苏系家族顺字辈兄弟姐妹中，苏顺温先生出生最早，年龄最大，威望最高。我们都称他为大哥。不幸的是，去年的今日，我们亲爱的大哥因病医治无效，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今天是我们大哥的周年祭日，我泪痕未干的眼角不禁又添新泪。
大哥的生平，我们的族谱《苏族手册》中有详细介绍：“苏顺温，一九三六年农历二月十二日生于湖北省保康县店垭镇油菜坡村，系苏天锡与栾中香之长子。一九四五年进入常永春私塾读书，同时师从郝子忠、范延囯等老师。一九五一年招工进入店垭织布厂当学徒，先后任生产组长、学习组长。一九五五年辞工回乡务农，在农村担任农药技术员、棉花技术员。一九五七年开始担任农村卫生员，为乡亲们发药、打针、拔火罐，还负责农村疾病预防。文化革命期间担任过文艺宣传员，到黄坪、杨树等地进行过演出。头脑灵活，口才超众，能说会道，出口成章，是油菜坡一带著名的知客先生。二0一一年参与发起成立油菜坡民间艺术团，并出任团长。一九五九年与王兆翠结婚，生有四男二女，其中最有出息的是长子苏红鹏。系油菜坡苏系家族首届议事会常务委员。”
去年正月十三，我们的大哥不幸逝世。送他上山的时候，油菜坡苏系家族议事会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告别仪式。在告别仪式上，会长苏安发先生给予了他高度评价。悼词中写道：“苏顺温先生的一生，是丰富多彩的一生，是奋发有为的一生，是功德圆满的一生。青年时代，他到店垭织布厂当过工人，聪明好学，工作积极，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他从织布厂回到家乡油菜坡，帮助一家老少，度过了那段艰苦岁月。六十年代，他担任过生产队赤脚医生，熬预防药，打预防针，为乡亲们止痛去病，广受赞誉。七十年代，他担任生产队黑白木耳技术员，育菌种，守温棚，为乡村经济建设做出了很大成绩。八十年代，他思想解放，脑瓜灵活，带领全家发财致富奔小康，先是搞旧房改造，然后又帮助儿女们分门立户，让每个孩子都成家立业，过上幸福生活。进入新世纪以后，他虽已步入老年，但却老当益壮，更加精神焕发，热心快肠，激情似火。在乡村的吹打班子里，他是重要一员，每逢红白喜事，他都要跟班出场，奔波熬夜，不畏劳苦。油菜坡民间艺术团成立之后，他被聘为团长，多才多艺，能说会唱，出口成章，既能打花鼓子，又能说三句半，为活跃乡村文化气氛做了大量工作，影响深远，誉满四方。油菜坡苏系家族议事会成立时，他被选为常务委员。身为常委，他尽职尽责，每年的初九常委会，他都能按时出席，并积极发言。每年的清明祭祖大会，他都要组织节目，还多次上台表演。每年年底去看望家族八十岁以上的老人，他多次参加慰问，爬坡上岭，从不叫苦说累，让族胞们深受感动。他的不幸逝世，对社会和家族，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
从个人角度来讲，我和大哥虽然只是叔伯兄弟，但我俩感情深厚，情同手足。他虽说读书不多，文化不高，但为人爽朗，性格幽默，爱好热闹，崇尚文艺，骨子里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艺术气质。我向来喜欢有意思的人，即有情调，有趣味，能给人带来笑声和美感。我们的大哥，就是这样一个有意思的人。与大哥在一起，我从不会感到单调，从不会感到枯燥，从不会感到乏味。他满肚子的故事，满肚子的笑话，随口讲一个，都会让我们如痴如醉，甚至把我们笑翻。大哥比我大二十多岁，却从来不在我面前倚大、装大、卖大，总是很平易，很随和，很好玩。每遇特殊场合，逢年过节，或是红白喜事，我请他讲两句儿，他便绘声绘色地讲；我请他唱一曲儿，他便有板有眼地唱；我请他扭一段儿，他便载歌载舞地扭。我母亲满七十岁那年，他还化妆登台，与堂兄顺良顺恭一道，表演了他自编自导的《祝寿调》。
在我的农村亲人中，大哥对我的文学创作帮助最大。他为我提供了好多好多的小说素材，其中有不少是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独特体验。比如《回忆一双绣花鞋》，小说中男主人公温九的原型便是大哥本人。还有《看稀奇》，小说中有一个关键细节，一个年近七十的老人站在石磙上看两个年轻人躺在草地上亲嘴，沉睡的情愫突然被唤醒，被激活，被点燃，这实际上也是大哥的亲身体验。我还有一些作品，直接写到了大哥，如《走回老家去》，其中写到了大哥打酒的故事。大哥喜欢喝酒，而在故事发生的那个年代，喝酒却很难。当时私人是不能煮酒的，要喝酒必须到供销社去买，还必须有酒票才能买到。那天，大哥好不容易弄到一张酒票买了一斤酒，装在一个玻璃瓶里。他在那酒瓶颈口拴了一根绳子，然后挂在一根竹竿上，挑着那瓶酒回家。大哥那天很高兴，一边走一边哼着小曲儿。哪料到，走上一个石头坡时，拴在酒瓶上的那根绳子突然断了，酒瓶一下子掉了下来，当即在石头上打得四分五裂。大哥顿时惨叫了一声，等他回头看时，他的酒已经在石头坡上流了起来。大哥先是愣了一会儿，接着就赶紧四肢趴地，将嘴长长地伸出去贴在石板上，使劲地喝酒。当时大哥已经快五十岁了，他趴在地上喝酒的样子显得十分滑稽。他将屁股高高地撅着，随着嘴的移动，他的屁股就不停地晃来晃去。约摸在地上趴了上十分钟，大哥才起身，这时他满脸都是脏兮兮的，沾满了酒与地上的灰土混合后化成的污泥。他的下嘴唇也红了，原来是酒瓶的玻璃片把他的嘴唇划破了，流了好多血。还有《我的三个堂兄》，大哥在其中占了很大篇幅。小说中有这么一段：“从性格和趣味上来说，在三个堂兄中，我与温更接近一些。温读过私塾，受孔孟之道的浸染很深，知书达理，礼仪周全，是远近闻名的知客先生。还有，他热爱民间文化，会诵经，会写对联，会打花鼓子，会唱皮影子戏，还会哼许多黄色小调。他思维敏捷，头脑灵活，表情丰富，口齿伶俐，语言幽默，说话风趣，巧舌如簧，出口成章，既能喊五声子，又能攒四句子。我非常喜欢与温在一起玩，一起吃饭，一起打牌，一起走人家。跟温在一起，你会觉得开心，你会觉得有趣，你会觉得快乐，你能把嗓子喊嘶，你能把肚子笑破，你能把哈哈打得跟倒核桃一样。温也很喜欢我的小说，我大学时代的习作他都看过。后来出版的书，他都要找去读，我小说中的许多细节，他都能复述出来，讲得有鼻子有眼睛。温还特别喜欢听我朗读自己的新作，有时候，我带着刚刚写出来的作品去老家征求意见，先喊一群人坐在身边，再由我读了大家听，然后让听众提意见。开始读的时候，大家听得还比较认真，但过一会儿，很多人就走神了，有几个还打起瞌睡来。但温却与众不同，一直静静地听，默默地想，等我读完后再娓娓地发表高见。每到这个时候，我就更加喜欢他。”
当然，大哥并非一个完美无缺的人。作为一个农民，他也有自己狭隘的一面，即大多数农民身上都有的小农意识。然而，难能可贵的是，大哥并不顽固，并不执拗，并不一条道走到黑。他能与时俱进，及时反省自己，调整自己，改变自己。有一件事，我印象极深，至今难以忘怀。那件事情发生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当时我母亲还带着我的几个小弟弟生活在老家油菜坡。父亲在镇上工作，母亲在老家种田。刚分田到户时，我们家分了一块稻田，那年大旱，秧苗栽上不久，稻田就没水了。老家门口有一口堰塘，是我们几家共着用的，平时主要由大哥管理。当时大哥比较强势，放水抗旱都得让他优先。有一天，我母亲刚放了一会儿水，稻田还没打湿，大哥就不让放了，他要继续往他稻田里放水。母亲当时气坏了，泪水在眼里直打转。母亲是个记仇的人，离开老家几十年了，还一直把这件事情记在心里。其实，大哥也不是母亲想的那么坏，作为一个靠田吃饭的农民，有时私心重一点是不足为奇的。我重提这件往事，主要想说的是，大哥进入老年以后，对他从前的那种做法也是深感愧疚的。他曾多次私下跟我说到那件事情，并说对不起我母亲。大哥跟我说这些的时候，面色沉重，声调呜咽，我能感受到他内心深处的歉意。要说起来，大哥的辈份虽说比我母亲低，可他的年龄比我母亲还要大好几岁，但他后来对我母亲十分尊重，见面总是一口一个幺婶儿，喊得巴肝贴肺，情深意切。我看得出来，大哥在我母亲面前表现的亲切不是装出来的，完全是发自肺腑。我母亲的心，也是肉长的，看到大哥态度的转变，她也慢慢地原谅了大哥。在大哥病重期间，母亲虽然腿脚不便，但还是强撑着去看望了他。去年正月十二晚上，得知大哥不幸离世的消息，我母亲如遭雷击，坐在沙发上半天无语，眼里泪花闪烁。
要说，大哥的身体一直不错，七十多岁了还能做体力活。上山砍柴，下田扯草，遇上红白喜事，还能彻夜不睡觉，并且还多次出远门走人家，长途坐车，不晕不吐，八十岁的时候还登台打了一场花鼓子，总是笑笑呵呵，欢欢乐乐，从来没说顶不住，从来没说吃不消。在我的印象中，大哥只是偶尔血压有点儿高。我们都说，大哥这身板，这性格，少说也要活上一百岁。谁想到，病来如山倒，大哥庆祝八十大寿不久便感到身体不适，体力不支，入院一查，竟然患了恶病。查出病因不到一年，他就驾鹤西去了。真是世事难料啊！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我们的大哥就离开我们整整一年了。一年来，不知大哥在天国里过得怎样。但愿天国里什么都有，有烟吸，有酒喝，有肉吃，有人陪你唱酸歌，陪你说笑话，陪你打上大人，还有人给你送绣花鞋。
二0一八年农历正月十二日急就于武汉南湖之滨 |